“身体”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女性旗帜”遍布各地的社会，各种宣传口号似乎都在为女性的根本权益保障而在做斗争。我们眼见的各类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充斥着“大女子主义”“玛丽苏”“女王范”等向女性倾斜的词汇概念及女性化内容。
这种种表现貌似向女性宣告着这是真正属于她们的时代。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下完成的。
商业资本通过“讨好女性”获得最大化的价值利润，男性话语依旧以绝对优势操控着世界的运转，而女性只是在这浓情蜜意的“玛丽苏”中陷入“自我软化”“自我催眠”的精神困境，男性的话语霸权依旧难以撼动。
“身体”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资本运作在这个时代里对女性及女性文学创作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新父权变体”是怎样以“流动”而又无处不在的全方位形式充斥在女性所能触及的所有角落？在这些问题中，女性文学的书写者或许最先要做的，是确认由“身体”延展开去的自我“身份”定位。
身体何为？女性何为？
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难以避免地首先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又似乎是一种矛盾而又尴尬的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些“身体写作”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或许难以预料，她们出于彰显女性性别特质以及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创作倡议，竟在新世纪以后演变为一场杂糅着资本运作、欲望迎合等元素的“低廉表演秀”。
在传统文学作品的书写中，男性与女性的“身体”是截然不同的。自古以来，男性的身体就被描述为阳刚、勇猛，具有统治性质。而女性的身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遭到“禁言”，无法向外界传递的。而假如直接袒露地对女性身体进行描述，则很容易被视作是淫秽、荒诞、无耻的。这种现今想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依旧存在。
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微笑》被认为是最早涉及“身体写作”的理论源点。埃莱娜·西苏认为，长久以来，男性的文学世界对女性身体产生某种贬抑心理，故而女性“必须要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音，这语音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渐次传入中国后，这篇《美杜莎的微笑》及其内里所描绘的女性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者产生了无可比拟的精神推动力。而自九十年代始，身体写作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一股创作潮流。
尽管“身体写作”拓宽丰富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视野与创作方式，但如同卫慧、木子美等人“衣衫褪尽”的小说，这些赤裸裸拨弄着骚动情欲的“喃喃呻吟”说明对于很多中国女性创作者来说，她们很容易将“身体写作”指认为是一种“肉体写作”，即在作品中“过分熏染了随遇而安的享乐主义，过分消费了‘肉体’，将‘身体’的存在简化为吃、喝、睡、性交等”。这其实是与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本意相违背的。因为埃莱娜·西苏的“身体”指向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以及由这种生理结构差异所衍生的心理结构生成、文化认知属性等。但对于卫慧、木子美这些被称为“美女作家”的人来说，是否需要了解“身体写作”的本义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她们很快就从这种“真枪实弹”的“身体写作”中名利双收，收获大批“来路未明”的粉丝读者。原本出于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而产生的“身体写作”，在新时期却以诡异的方式被纳入由资本主导的“新父权变体”内：这些曲解“身体写作”的女性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大胆张扬的情色书写，以及对物质消费追求的赤裸袒露，迎合了新世纪以后阅读消费市场很多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的欲望诉求。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悖论——以反抗男性为宗旨的小说最终却迎合了广大男性读者的欲望需求，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但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市场恰恰就让这一切变得“顺理成章”。这也是为何新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需要重新召唤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的原因。
塞尚：The Eternal Feminine
从“追求自由”到“走向堕落”的诧异转变，其实质是资本权力在背后的操控运作。尤其是在现今这个讲求“发行量”“销售量”“出版版次”的时代里，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容易被阅读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乃至全面控制。如上述言及的几位女性作者，就非常“聪明”地看到“市场”需要的是什么，因而她们在自己的小说里将笔下女性人物无限“欲望化”绝非是书写女性自身的“声音”，倒像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文学投机行为。且这种投机行为为她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又一全新平台。相比较传统文学创作、投稿、审稿、发表（或退稿）这一系列流程，网络写作降低了对于创作者在理念、技术、意识形态层面的要求与门槛。于是，“鼠标一点，文章全世界都能看到”的现象在网络时代开始司空见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看上去公共开放的创作环境与发表平台可以给女性创作者营造更为自由、个人化的客观条件，但我们点击进入“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阿里文学”这些最为知名的文学网站时，却诧异地看到相关的女性创作呈现出题材上的“千篇一律”与内容上的“肉欲横流”，而“这种无视‘五四’现代启蒙成果的‘现代的恶趣味’在今天网络空间是中国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卫慧、木子美等人关乎“肉身”的情欲书写在网络平台上呈现出更为极端化的一面。但这种“极端”同样在资本市场中获得“合理”的阐释：由于网络写作的主要经济收益与名气值提升来源于读者的点击率、打赏阅读、文学网络根据读者反响而对作者进行的奖励，以及作品能否卖出版权实现影视化等，女性自身的“性别话语”与启蒙意义由此变得不再重要（女性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失声”“缺席”的），取而代之的则是读者的潜在阅读需求。
围绕男性所想象的“性”而展开的各种暧昧不清却又令人浮想联翩的文本书写成为这些网络小说无法避免的“必要操作”。甚至，女性网络作家需要操弄起一套极端“男性化”的话语方式与逻辑实践来满足数量庞大的男性读者的阅读欲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作家费尽心机试图解构的爱情神话，在网络中被轻解罗裳般一挥而去”。而这套“男性化”话语方式与逻辑实践能否实现，则延展出网络作品能否获得经济收益、能否达成纸质出版、能否延伸出IP链周边产品等现实利益考量。在这些背后，可以看到资本是如何以娴熟而又从容的姿态让众多年轻女性作家主动放弃对于自身性别意识与性别认知的探索，继而选择臣服于自己的膝下，以佝偻丑相迎合着男权意识形态的种种需求，变异为资本市场体制下全新“父权制”的“追随者”与“代言人”。
由之也可以看到，传统定义上作为实体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在这个时代里已经转账为“无声无息”却更加具备操纵性、扩散性的存在。资本的“幽灵”真正实现了在整个“地球村”一马平川，畅行无阻。也正是在这一情势下，女性的“发声”变得更加重要。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转账成为资本运行的组成要素的。有学者指出：“在现代社会，女性其实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并直接加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结构中，在其中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而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如何从这纷繁复杂的一系列操作中抽丝剥茧出资本运作对于女性的深层次压迫，显然是现今的当务之急。她们首先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这的确是一个“女性旗帜”遍布各地的社会，各种宣传口号似乎都在为女性的根本权益保障而在做斗争。我们眼见的各类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充斥着“大女子主义”“玛丽苏”“女王范”等向女性倾斜的词汇概念及女性化内容。这种种表现貌似向女性宣告着这是真正属于她们的时代；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下完成的。商业资本通过“讨好女性”获得最大化的价值利润，男性话语依旧以绝对优势操控着世界的运转，而女性只是在这浓情蜜意的“玛丽苏”中陷入“自我软化”“自我催眠”的精神困境，男性的话语霸权依旧难以撼动。当本意作为反抗而出现的“身体”成为资本生产机制直接作用的对象时，那些意图突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学女性的命运只能是被逐步边缘化。同时，女性的“身体”（不管是真实状态下的“身体”，还是叙述文本中的“身体”）被指认为可以获得资源上的互换——这种“资源上的互换”甚至可以是直接的金钱交易。就如同不同容貌、身材的女性会被贴上迥异不同的“资本标签”一样，文本叙述中女性“身体”的“呈现方式”与“呈现角度”同样也成为资本衡量的参考指标。女性“身体”的美学机制与资本模式就这样形成怪异的糅合。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新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品中，作家反而更加难以掌控自己笔下女性的“身体”。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因为生产过程的需要，作为资本的生产要素往往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反复，才能增加积累到利润的最大值程度。［现今很多网络小说中对于女性“身体”屡试不爽的“强行投射”，以及这些小说被广泛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动漫等其他形式的运用，无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本被循环利用与达到利润最大值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是这种将“女性身体”作为资本模式并反复循环，榨取利润的商业操作行为。
这里必须论述一个问题作为前提，即我们为什么需要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很多文学作品中被作为资本的“女性身体”进行批判？首先如前所述，长久以来，女性的“身体”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是被“妖魔化”“边缘化”“贬抑化”的，甚至连女性“身体”的“书写”都是充满禁忌的。这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意以“身体写作”的缘由所在，她们希望通过对于自身生理及至心理的深入探索，打破男性中心主义对“第二性”的束缚与控制，对于自我性别身份进行重新确认，这也成为女性作家“认识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方式”，在结构上呈现为“绵亘的、多声部乐章组织、开放式结局，块体状时间经验形态代替了线性历史事件规定”。譬如《一个人的战争》，譬如《私人生活》，譬如《羽蛇》，展现了如上所述的这种女性在心理层面与生理层面的“成长”。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断通过对自身生理结构与精神状态的“朦胧呼唤”（向内转），通过与他人相处过程中对于自己“身体”、自己“身份”的再确认（向外转），试图恢复“女性”这一命名的存在与价值。“身体写作”也可以视作女性通过文学对于自身“身体”的某种性别恢复与意识觉醒。
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女性的“身体”就因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必须以“花木兰”“铁娘子”的角色定位呈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巾帼形象”也对现实状态中的女性产生行为举止上的“示范”与“规训”。当政治因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退潮”后，女性作家需要借助“身体”的书写重新构建女性话语结构与体系，继而形成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结构的强有力批判。但市场利益与消费主义双重作用下的经济因素则代替新时期前的政治因素，对于女性“身体”产生新的制约，且女性作家、女性文学所受的这种“制约”由“政治时代”的被动接受至“经济时代”的主动迎合。这也意味着女性“身体”的“堕落”，女性“身份”的再度“迷失”，而所谓的“性别”则是资本操作下被肢解、重组的“形迹可疑”的“性别”。这在局部上也解释了为何现在有数量众多的女性作家否认自己的写作是“女性文学”——因为当一个女性作家以“女性主义”“女性文学”为自己的创作命名时，她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资本”预设的“陷阱”内；她站在女性立场所表达的所有的声嘶力竭、所有的呐喊狂呼，都演变为“资本”运作过程中的商品生产要素，即这些指向女性自我觉醒与自我解放的文学作品最终无奈地走向了“女性”的对立面。但上述言及的这些女作家对于自我性别定位的放弃则陷入了另一种“怪圈”——当她们极力否认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性别”标签时，也就意味着她们的写作已经放弃了最为基本的身份认知与身份确认。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大众媒体、出版商对某些男性作家的评语，如“最懂女性的男作家”“最了解女性心理的男作家”等，恰恰揭示出男性主体对于女性话语权的掠夺。除此之外，上述提及的卫慧、木子美等女性作者将“身体写作”沦为百无禁忌的“肉体狂欢”，同样是市场资本对于女性文学创作（尤其是网络写作）进行操纵所致。女性“身体”及“身体写作”在这种情况下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以“肉体”“欲望”“情色”等为关键词的“臆想式写作”。而本应被推到“前台”的“身体写作”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则遭到遮掩屏蔽。
《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话语系统研究》
王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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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如王安忆、迟子建、池莉、林白等人的女性写作（尽管她们未必愿意承认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女性写作”的产物）依旧保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邃的思考力，对于女性在现代性、城市化背景下的生存境遇做出富有意义的书写与说明；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作家作品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王安忆出版于二○○五年的长篇小说《富萍》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将叙述时间设定为“文革”前的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年，讲述了来自苏北农村的女孩富萍来到上海投奔未婚夫的奶奶，但之后未婚夫家庭的沉重负担，以及未婚夫李天华本人的优柔寡断，让富萍深感失望，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逃婚，并随之与一个糊纸盒的跛脚男人结合组建了家庭。这个以“逃婚”为主题的小说，呈现出城市/乡村、本地居民/外来移民、定居/漂泊几组对应关系。《富萍》讲述了一个女人，同时也是一群女人的命运。富萍等人的故事被王安忆有意识地嵌进“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我们也通过这个特殊时间段下发生的故事注意到富萍，以及围绕在她身边的女人，是如何在那个未必充满希望的年代里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继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富萍》并没有《一个人的战争》《双鱼星座》《抬头望见北斗星》那般放浪形骸的笔调，但笔者将《富萍》依旧指认为是一种“身体写作”，因为王安忆通过书写达成了对于女性精神层面与生理层面的“自我重返”与“自我寻找”。在这座“风从海上来”的城市里，富萍并没有屈从，亦没有堕落，而是辛勤劳动，付出所有，继而在城市中真真正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时，她也认清了自我的价值意义。我们也借由《富萍》看到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一个女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这其实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的社会属性：她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以及社会对其产生的反作用。
但这样的小说显然太少了，尽管走进书店，点击打开文学网站，我们可以看到五花八门打着“女性”旗号的作品，但读后又觉得似乎徒有“女性”之“形”，而无“女性”之“实”。即使这些小说是如此“夺人眼球”：“她”可能是架空的时代背景中，拥有无上权力的宫廷女性以及围绕在“她”身边各类对其深情款款、痴情不改的女性；“她”也可能是出现在繁华的都市街头，号称“平凡不起眼”但毫无逻辑地就可以轻易拥有各类名牌、居住在市区最高昂房价住宅区的纯情少女，并且拥有为其两肋插刀的形形色色的“高富帅”。“身体”在这些文本中只是一种联系着利益、品牌、权力、荣耀的“叙述道具”，小说中的女性已经完全不需要通过“身体”去追寻自我的性别意识与身份认同。但极为讽刺的是，正是这类小说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女性读者，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必然都有成千上万的女性读者流连徘徊于这些“白日梦”中。或许对她们来说，“身体何为”“女性何为”早已不是什么需要冥思苦想的难题。她们需要做的只是打开网络页面，模仿着小说人物的言行，模仿着小说人物的穿着打扮、交友选择、“鸡汤金句”，然后闭上眼睛，甜蜜地幻想着自己真的有朝一日穿越到某个朝代成为一呼百应的女王或太后。这对于她们来说，就足够了。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权制”是如何在资本的“协助”下完成“变体”的。很多女性作者以为在自己的小说中肆无忌惮地袒露虚拟人物的裸体以及完成近乎表演的情爱展示，或者让自己的女性人物穿梭在各个历史朝代呼风唤雨、谈情说爱，即是对“新父权变体”的反抗。这绝对是异常荒谬乃至可笑的想法。借助资本的力量，“新父权变体”开始成为“流动”的压迫力量，而且这种压迫中还有对于女性的自我规训。当现实世界的女性读者习仿着书中的女主人公是如何吸引男性目光，以及得到那么多完美无瑕的男性追求时，其实她们已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新父权变体”的影响，这包括衣着外貌、谈吐举止、思考方式等一系列因素。假如说传统的“父权制”还是以一种固化的理念以及理念下的制度仪式来规范女性，那么“新父权变体”则以无孔不入的鬼魅身影渗透进女性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内，对女性形成潜在而又具有强大压迫感的影响。而我们眼见的所有关乎女性的讨论，所有关乎女性的斗争，所有的所有，都可以在“新父权变体”与资本市场的双重利导下，趋于变成一场无关痛痒的“娱乐秀”。
女性文学写作者在此时此刻选择重新对接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于自身、对于这个资本时代所做出的一次审视与自省：“身体”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资本运作在这个时代里对女性及女性文学创作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新父权变体”是怎样以“流动”而又无处不在的全方位形式充斥在女性所能触及的所有角落？在这些问题中，女性文学的书写者或许最先要做的，是确认由“身体”延展开去的自我“身份”定位。这种“身份”既是内向的深层次剖析，又是外向的与时代环境、家庭结构、社会意识、劳动分工等的种种联系。在现代性、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连“父权制”都可以表现出“流动”“软性”的外在特质，但“流动”“软性”依旧无法消除其本质对于女性群体的压迫与剥削。相比较二十世纪女性在斗争对象上的针对性与明确性，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女性好像陷进了某种触不可及的“无物之阵”之中，她们无法用手指对准“父权”的落脚点，但“父权”似乎于她们的身旁无处不在，她们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父权”窥探自己的幽幽目光。“娜拉走后怎样”或许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娜拉为何是娜拉”则因此被摆到更为显眼的讨论位置。因为击碎“新父权变体”的先决条件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身份的认清，在这一基础上，才有资格去讨论资本，去讨论性别差异与平等，讨论“新父权变体”。
尽管女性作家对“新父权变体”的批判，对资本流动下“异化”现象的批判依旧还有很漫长的荆棘路要走，但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角度，或许会为已处于凝滞状态的女性文学写作方向提供某种焕然一新的选择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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